我校的校牌书写者是当代的书法大家舒同先生。这一点，凡是从政法大门走出去的莘莘学子们都明白。但舒同先生作为一位当代影响深远的书法家，曾前后两次为我校书写过校牌的故事，知道的人却不多。
    第一次书写时间距今已经41年，那是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舒同先生和我院的部分干部被抽调到汉中地区的西乡县进行著名的“万人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我院的路鸿宾老师当时在“社教”工作队机关工作，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带队的舒同先生。有一天，西乡县的有关部局邀请舒同先生题写牌匾，35岁的路老师给舒同先生扶纸，在先生笔翰墨畅的当口，路老师提出让舒同顺便给我校题写校牌的要求。舒同先生当即挥毫，书写了“西北政法学院”六个榜书大字。社教结束后，路老师带着舒同墨宝回到学校。学校及时按照舒同的墨迹制作了牌匾。这块牌匾上的“学”是个繁体字。据说这块牌匾的使用寿命最短，“文革”开始不久就被废弃。好在这块牌子的照片被细心的赵都先生珍藏了下来。
    第二次书写在文革结束，全国进行“拨乱反正”的1979年春天，当年3月，教育部批准恢复西北政法学院，并同意当年秋季招生。1972年学校解散时的老领导王云、于行等人陆续回到学校，着手学校复办的前期准备工作。王戈老师受学院领导小组的委托，利用到北京开会的间隙，前去拜会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兼党委书记的舒同先生。舒同先生因为在陕西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缘故，对陕西前去北京拜访他的人，不论认识与否，都一例热情接待。王戈老师代表学校向舒同先生提出了书写校牌的请求。舒同先生爽快答应，并说随后让人带回来。没过多久，我校一位司机去北京办事，从舒同先生家拿到了舒同先生又一次为我校书写的牌匾。这块牌匾一用就是近三十年。王戈老师八十年代中期调往西北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这次更名大学，校党政领导在校名用字上，也作了认真的调研。西安地区高校林立，各学校校名用字也是五花八门，有用鲁迅体放大的，如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有集毛主席书体的，如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长安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也有当代书法家书写的，如我校、西安工业学院等。考虑到毛体太多，舒同先生又前后两次为我校书写校名的客观实际，决定继续沿用舒同体作校名用字。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舒同书法》中，找到了行书和楷书“大”字，最后经过比较，决定用舒同楷书体“大”，放在原行书体校名中比较，浑然天成。这个“大”字，出自舒同先生书写的楷书毛主席诗句“百万雄师过大江”中。
    舒同先生，生于1905年，逝世于1998年，字文藻，又名宜禄，江西东乡人，5岁学书，14岁即有乡誉。毕业于江西省立师范。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毛主席称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支笔”。“抗日军政大学”校牌即出自舒同手笔。解放后历任山东、陕西省委书记、副书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政委兼党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1981年参与创办中国书法家协会并出任第一届主席。所创“舒体”自称 “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书法评论家认为“舒体”字：“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斗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
    舒同先生第一次给我校书写牌匾时60岁，第二次书写时74岁，都是在一个书法艺术家成熟的年龄段。因此，所写牌匾笔力雄强，气势飞动，与我们学校的学科门类和办学目标正相应合。两次书写润笔费分文未取，与当今一些书法艺术家的“一字千金”相比，舒同先生的清高豪迈之气更令人景仰。

（1965年书写）

（1979年书写）

（更名大学后使用）